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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西方艺术三万年》 王瑞芸 山西人民出版社

1949年8月，37岁的杰克逊·波洛克登上《生活》杂志，摇身成为美国艺术界数一数二的“明星”。仅仅3年后，波洛克的爆发力便明显消失，“几乎根本画不下去了”。他常常痛哭，认为自己一钱不值，甚至对人说：“我痛恨艺术”。1956年8月的一天，这位抽象表现主义的先驱故意醉酒开车，在一个转弯处撞到树上，当场死亡。

波洛克以独创的滴画法闻名，画面恣意狂野，被美国艺术评论界的关键人物格林伯格称为“美国的毕加索”。取得如此辉煌成绩的波洛克，为何在人生的最后几年，内心全线崩溃，甚至认为自己“根本没好好学画画”，并最终选择了自我毁灭呢？

艺术史学者王瑞芸在新近出版的著作《西方艺术三万年》中认为，波洛克最后成了自己风格的囚徒，一方面，他连续画了几年的滴画，动用了一切可以想到的手段，终于被榨干。另一方面，波洛克成名后，他的作品成为美国抽象风格的招牌，不能随便改动，画廊不让改，批评家也不让改。格林伯格在1951年看见波洛克试图重新画具象，便立刻批评他迷失了方向，认为抽象的手法才是现代艺术的“正途”。波洛克最后生活在极不自由的状态中，而制约他、压迫他，最后损害他生命的正是艺术——在“自由风格”的背后，波洛克过的是一种被艺术奴役的生活。

我们习惯认为艺术是“一个很大的事物”，内容庞杂，风格林立，理论多如牛毛。而在《西方艺术三万年》中，王瑞芸却拨开让人晕头转向的各种风格和理论，将作品放回历史语境，从人与艺术的关系这一角度，为我们梳理了西方“古典艺术”“现代艺术”“当代艺术”的类型特征和发展进程。她告诉我们，艺术不是由人的能力决定的，而是由人心观念支配的。艺术史不难懂，我们只要懂人心，就能懂艺术。

艺术和人心的联系贯穿于整个艺术史。古埃及被称为西方艺术的“祖母”，有惊人的建筑成就和绘画雕刻艺术,然而，与古希腊或古罗马文明不一样，古埃及人重视建造陵墓甚于现世的建筑。他们总是用最优质的石材去建造高大的陵墓或壮丽的神庙，却用次一等的材料建造宫殿和居室。这也是今天古埃及建筑只有陵墓与神庙保存了下来的原因。对此，王瑞芸解释，古埃及人的生存依赖于热带沙漠性气候与尼罗河天衣无缝的配合，作为一个靠天吃饭的民族，他们对超越人力的神力无限敬畏。他们看世界有两个层次——现实的世界和地下的世界，或者说是今生和永生。现实的世界总在变化，并不可靠，而地下的世界却是不变的，可以连接到永恒，可以接近神，所以更加重要。因此他们也把死者的尸体做成木乃伊精心保存起来。

对比看古希腊艺术和希腊化时期的艺术，能更好地理解人心观念的变化对艺术风格的影响。古希腊城邦的公民生活非常简单，法国学者丹纳在他的《艺术哲学》中描述：他们仅用几颗橄榄、一个洋葱、一个鱼头，就能度日了。古希腊人的自我绝不过度膨胀，他们不喜欢表现自我，认为人应把理性置于其他之上，尤其置于情绪欲望之上。因此，他们的生活和心灵所受到的折磨或疲劳都比较少，心思单纯，心地明朗健全，古希腊雕塑随之呈现出一种平衡和谐的“澄澈之美”。

然而，随着战争的爆发以及亚历山大帝国的扩张，希腊的城邦制度濒于瓦解，贫富分化，许多奴隶主开始挥霍浪费，追求享乐，希腊、中东、埃及、波斯、印度的文化相互碰撞，希腊文化越来越多地融入东方骄奢淫逸的成分。作者通过分析“勒里的维纳斯”，让我们看到，“人心一变，艺术马上就变了”。维纳斯也是个神，可是，这尊雕像中为她选择的动作和表情却已经不具备神性了，看着完全接近世俗女子，她的动作带着遮掩的意味，传达出羞涩，甚至有几分躲闪，好像为自己全身赤裸或者某个心思而不安。这是在希腊雕塑中绝不会出现的情况。古希腊人创作的裸体雕塑没有一个不是大大方方、坦然面对世界的，羞涩之感断然不会出现。

从人与艺术的关系出发，不仅能更好地理解具体的艺术风格，还能更清晰地把握艺术演变的时代脉络。在王瑞芸看来，艺术一旦与人脱节，就要“来一次革命”：经过千年的经营，到19世纪时，西方古典艺术的写实技法已经发展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，但同时它变得越来越“不食人间烟火”，画面完美无瑕，但“和这个时代没有一点关系”，并且越来越权威化。最终，人们“揭竿而起”，古典艺术改道，现代艺术产生，“要把失去的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再要回来”。

然而，当现代艺术成为艺术史上的一种明确种类后，权威性也随之建立起来，并且像它所推翻的古典艺术一样，开始对人产生压迫。这便是开头波洛克的例子。后来，杜尚率先与现代艺术分手，凯奇、垮掉的一代、激浪派等人跟进，最终，“没有任何的手法限制，没有任何的政治正确”的当代艺术产生。当代艺术把艺术的框架彻底打破，就是“为了把艺术再拉回来，再跟人产生连接”。可以看到，艺术的三万年发展历程，就是让艺术不断与当前时代的真实的人产生关联的过程。